时至今日，肺癌依旧是中国人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我国肺癌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已连续10年位居恶性肿瘤之首，每年新发肺癌约78.7万人，因肺癌死亡约63.1万人，数字触目惊心。
肺癌领域权威专家、医院终身教授吴一龙惋惜地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因肺癌造成的死亡率冠绝全球，然而没有人希望坐在这“第一名”的位子上——所幸在近几年可以看到我国肺癌患者生存率正在逐步改善，这与早期诊断的推进、靶向药物和免疫药物的应用都密切相关。
防治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吴一龙回忆道，几年前，我国肺癌晚期患者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5%左右，而最新调查显示肺癌晚期患者的总体5年生存率已经到达16%上下，在数字上虽然有了飞跃性提升，但不得不承认，我国肺癌防治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吴一龙将生存率的提升归因于两点：“一是发现率的提升，随着健康意识和诊断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肺癌患者在早期被发现，通过治疗，很大一部分患者都会获得较好的预后，整体而言提升了生存率。二是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的推进。在免疫治疗诞生之前，很多靶向药物就在晚期控制方面发挥出了优于化疗的作用，而免疫治疗药物的诞生更是让晚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提升到16%左右。”
生存率的数字将会逐步升高——这是肺癌领域业内人士的美好共识，国家层面也对全国的防癌治癌提出了短期和中期目标：《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提出，到年和年，我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要分别不低于43.3%和46.6%。吴一龙坦言，这个数字远高于我国癌症患者目前的总体生存率，是否能够如期“精准地”达到这一数字，现在谁也说不准。
“但是我们很高兴看到，国家层面和健康中国总规划对癌症防治任务的高度重视——即使通过举国的努力，几年后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也必然会对现状予以改善。比如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立志在任期内‘消灭癌症’，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没有人会嘲笑他，因为那时投入的科研经费和研制的新药，荫蔽后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抗癌的进展。如今国务院提出这个目标也具有类似的意义。”
推广“标准方案”需要多方努力肺癌作为免疫治疗领域最热门的癌种之一，自免疫药物诞生以来，便围绕其展开了多个药物的无数临床试验。在确诊的肺癌患者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最为常见的类型，约占所有肺癌病例的85%，且NSCLC一旦被发现就多为中晚期，预后极差。而如今一些PD-1药物已经能够使肺癌晚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16%的水平。
此前，基于KEYNOTE-的研究结果，美国FDA已经批准帕博利珠单抗单药一线治疗PD-L1大于等于1%的NSCLC。吴一龙表示，KEYNOTE-研究递交的帕博利珠单抗单药一线治疗NSCLC患者的适应证也在国内提交了审批，基于我国政府部门高效的审批政策，希望今年之内可以出结果。
而最近一项临床试验结果同样值得 KEYNOTE-研究中基线合并肝或脑转移患者预后的回顾性评估分析的更新结果显示，肝转移、脑转移在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发生率分别为25%和17%左右，说明不论患者基线时是否合并脑转移、肝转移，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均可显著延长患者的OS和PFS。
基于此研究结果，美国NCCN、SITC,欧盟的ESMO和近期更新的中国CSCO指南，都推荐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和含铂化疗一线治疗非鳞非小细胞肺癌。吴一龙对该方案成为“标准方案”表示认可：“如今多个指南推荐，并且获得了CFDA的批准，说明其已经确立了公认标准治疗方案的地位。”
但他同时指出，实践这个新“标准方案”，还需要加强两方面工作，一是完善临床使用规范，不仅要广泛提升医生对该方案的认知度，也应建立发生问题时的应对处理机制；二是解决药物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将现有的患者援助项目继续升级，或者药物能够进入医保目录，则能够推动治疗方案的临床实践。
然而，吴一龙也提醒大家，降价并非解决问题的“万金油”，一味追求降价会对企业的研发和生产机制造成伤害——综合提升其药物经济学价值，提高药物可及性，更准确地定位其对象人群，才是企业应该着力去做的，也是能够切实造福大众的。
他同时坦言现状，指出PD-1药物的市场化在中国仍处在起步阶段：“很多临床科室真实的情况是，病人自费使用PD-1药物的少之又少。这主要因为大部分患者都在参与PD-1单抗研发的临床试验，且目前在国内获得的数据也大都来源于临床试验——而真正意义上PD-1药物在中国的市场竞赛或尚未开始，孰强孰弱，要等研发大潮退去后才能见分晓。”
编辑：罗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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