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深圳国际BT领袖峰会和生物/生命健康产业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5楼梅花厅正式拉开帷幕。本届BT峰会以“发展智慧大健康，打造产业新引擎”为主题，囊括两大主题演讲、两场高端对话、十二个专业论坛等重点活动。
高端对话一：创新药的发展趋势和任务
随着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及防治取得的巨大进步，创新药物从开发到临床疾病诊治，都出现了更加科学有效的研制方法和治疗手段。本次高端对话主要从创新药物研发途径及重大疾病的诊治等多方面展示现代医学取得的成就，探讨今后医药发展的趋势和任务。
本次高端对话由深圳信立泰药业集团研究院首席医学官、美国梅奥癌症中心顾问谢恒主持，嘉宾为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奥蒂斯W.布劳利、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学敏、中国科学院院士谭蔚泓、医院院长季加孚。
深圳信立泰药业集团研究院首席医学官、美国梅奥癌症中心顾问谢恒
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奥蒂斯W.布劳利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学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谭蔚泓
医院院长季加孚
重视药物创新主持人谢恒提出问题：中国目前在创新药物研究领域，最首要的应该是做什么?
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奥蒂斯W.布劳利表示，首先需要实验室拿出最终配方，同时拿出药物，最终对药物进行动物实验。“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到药物是否能进入到人体内，从而就可以进入人类临床的一期和二期抗药物的动力学，看药物能否在人身体上进行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学敏谈到，中国非常重视重大药物创新，设置了药物创新重大科技专项，我们国家已经推动了十多年，效果、成绩非常显著。
中国科学院院士谭蔚泓表示，中国有大量的临床病人做真正的临床研究，这就成为了中国研究药物创新非常好的条件。
数据的重要性不可小觑谢恒谈到，美国的CancerLin数据库在美国医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中国是否也应建立类似的数据库，从而增加病人的生存率。
奥蒂斯W.布劳利回答道，在美国针对一位癌症病人，医生会从CancerLin数据库里做大量的大数据研究，通过许许多多的研究确定治疗方案，更重要的是要看病人病症的分子。“在基因测序的时代，可以说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季加孚认为，大的数据库可以帮助人们找到临床需求和市场需求。但是对于大数据的认识，应该从另外一个方面思考。大数据所收集的是世界上真实治疗病人的情况，但如果只依靠大数据指导临床治疗一定会有偏差。只有通过临床研究加以辅助，才能指引治疗。
中国在创新领域方面需要建立平台谭蔚泓认为，必须要建立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完全可以医院开始建立一种联盟，从这个联盟出发建成像美国一样有效的CancerLin平台。
奥蒂斯W.布劳利表示非常愿意看到二医院用同样的标准来开发新药，或是有这样的平台。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人口又多，假如有一个这样的平台，那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世界上很多国家，比如北美、欧洲的平台相媲美。“只需要十医院建立起这样的平台，有组织的进行临床试验和研究，最终的结果将是让人惊讶的，而且很快就能跟西方的类似制度媲美，”他说。
老药新用谢恒提出问题：中国在做创新药的同时，有没有考虑上市和给病人用的药里发现新的用途?
奥蒂斯W.布劳利分享了美国的现状，他表示，美国在“老药新用”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并没有很频繁的创新能力，很多所谓的新药和老药都是非常相似的，老药仅仅在新药的基础上使病人的生存周期加长而已。“中国应该从美国的错误中进行学习，”他说。
谭蔚泓表示，中药与中国的创新药物紧密相关，所以中药还要继续发掘。如果用现代科学把中药的有效成分形成组合，这里还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可能性。他认为，以前不清楚中药的成分是因为没有现代的技术，但是今天已经完全可以把中药里的有效成分进行精准的测定。利用组学的观点，把不同的中药有效成分进行组合筛选，用DNA的联机，把不同的分子连在DNA的链上进行尝试。“现代科学一定能把中医的有用的东西挖掘出来，”他说。
张学敏认为，老药新用是很重要的问题，标准一定是克服现有人口和现有的药物比，要有优势。从前中国临床实验的标准把握得不好，使得大量本应该淘汰的、失败的药物依然进入了临床，导致滥用了资源。但是现在国家很严格的控制临床实验，这样就让真正有价值的药物进入了临床实验。
医生要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当谈到很多病人为了延长生命都会去寻找新药，甚至倾家荡产，最后也只能延长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时，奥蒂斯W.布劳利认为，美国的治疗成本非常高，经济实力较好的病人可以承担，但也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担负。现在药的研发越来越多，他希望药的成本也会变得越来越低，这样也能使更多较贫困的美国患者因此受益，从而体现出医学者的人文主义精神。“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也要更加 高端对话一：创新药的发展趋势和任务
主持人-谢恒：尊敬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邀请到杰出的嘉宾在台上，今天的主题是讨论怎样在创新药物研发方面做一些东西，我想在开始前，我们每人都用一两分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恒，现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医学官，最近刚刚回来加入信立泰。下面有请奥蒂斯W.布劳利。
奥蒂斯W.布劳利：大家早上好!我叫奥蒂斯W.布劳利，我自己本人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癌症学会首席医学官。我也是遗传学、免疫学、肿瘤学的院士。
张学敏：大家好，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谭蔚泓：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
季加孚：医院院长。除了临床工作也做转化医学的临床研究工作，谢谢。
主持人-谢恒：开始研讨之前，为了聚焦我们研讨的题目，我有三张非常简短的幻灯片，我知道今天来的听众从不同的领域来，希望今天的讨论会，学术界的可以知道一些东西，投资界也可以知道一些东西。
我们今天有五个问题，美国的创新有很多：
1，美国创新药研发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设施有哪些?
2，美国是如何解决创新药研发的瓶颈，就是受试者招募的问题。
3，中国要完善哪些必要条件和基础设施加速新药研发。
4，美国创新药研发中心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5，最后是国家政策、风险投资、医学伦理、健康差异等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创新药的研发?今天的讨论将围绕这五个问题。
美国有谷歌、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腾讯，中国有高铁，美国是没有的，国家药物分置库创新药物研发美国是有的，昨天张学敏院士告诉我中国也有。美国癌症中心有60株有人类肿瘤细胞系，抗癌药往上面一去就知道有什么治疗作用和副作用，中国是没有的。创新药从旧药新用的项目来说，美国也有，中国也没有。还有创新药物大的平台美国是有的，中国还没有。药物研发中解决瓶颈最关键的环节，药物创新研发中相当于“非诚勿扰”的项目，帮助病人找医生，帮助医生找病人的平台美国是有的，中国也是没有的。精准医疗百万人研究美国有，中国还没有。癌症研究的大数据平台美国友中国没有。
围绕刚才的问题，请把幻灯打到第二页，在中国应该做哪些东西?我们看看谁先讲?
奥蒂斯W.布劳利：首先我们需要实验室最终拿出配方，同时拿出药物，最终对药物进行动物实验，能真正了解到这样的药物是否能最终进到人内的临床实验，进到人类的临床药我们就进入人类临床的一期和二期抗药物的动力学，看药物能否在人身体上进行作用。后来进入临床三期，美国建立了非常强有力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我们国家药物中心以及包括社区中心，这些中心主要是负责临床的第二部分，第一阶段是大学和科研机构完成，第二阶段大学、医院都做了良好的工作做临床一期。我们可以看到有3%的患者最终会进入到临床实验，我还是要不断努力，这方面不断加强我们的工作。
张学敏：谢谢博士刚才讲的，我补充一下，我们国家新药厂子有一项美国没有的，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重大药物创新，所以国家设置了药物创新重大科技专项，这个美国是没有的，我们国家已经推动了十多年，效果、成绩非常显著。
主持人-谢恒：谢谢。
谭蔚泓：我觉得我们国家有的，美国没有的是我们有大量的临床病人做真正的临床研究，这应该是我们开发药物非常好的条件。
季加孚：我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思考，有与没有不是代表好与不好，如果有就是我们能够学习和借鉴的一个目标，因为中国的环境和中国的体系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中国的体制和体系下能借鉴西方的经验，刚才像几位专家所谈到的，如何加速中国新药的创新和研发，走出自己的一些路，特别是我觉得如何能加快新药研发，有一定的逻辑性。
包括现在在美国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现在越来越淡化，特别是淡化二期临床的研究，背后统计学的逻辑、支撑，对于目标人群的选择现在也有很好的做法，我相信我们国家会做得更好，特别是和各个国家的同道一起做这些事情，造福病人、造福老百姓。
主持人-谢恒：下面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在文献中读到和观察到的，有很多相同的病人，比如说拿肿瘤举个例子，在中国治疗和在美国治疗，最后的生存率有差别，活得时间长短有差别，其中有人归功于是美国CancerLin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有治疗肿瘤病人都是根据3%的临床药物实验得出的结果写的《指南》来治疗病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病人不在这3%之间，他在那97%当中，美国的数据库把每个病人都当作一个案例收集起来了，统筹在一起，深圳IT做得非常好，这样的东西做起来难度不是太大。美国的医生来一个新病人，在治疗的时候一定看看这个数据库，同样的病人用的什么药物治疗，生存期能延长。这是为什么很多中国的癌症病人要跑到美国治疗，他总觉得在美国治疗要活得长一点。人们说到美国活得长，同样的药，医生不一样。数据库创新来说，中国是不是要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增加中国癌症病人的生存率?就这个问题想听听各位专家有什么解读?
奥蒂斯W.布劳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你刚才讲到的这件事，当我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那是20世纪的80年代，那个时候癌症的病例不是很多，后来在年初我在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肺癌，而人们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当时各大公司也开始研究新药。年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5年，现在我们又出了大量非吸烟导致的肺癌，我们现在又在研究这种癌症到底怎么样治愈，不光有肺癌，比如说当我在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有一种病，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对这种病的病症不是特别了解，现在我们有很多创新药，我们可以做人的临床被试，看看小的分子或是可以去做活检，看一下这些分子机理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每一步都非常重要。
医院，如果爱一个病人，他有免疫系统的失停或是肺癌，我们就会给他单独做活检，看他接下来三到四个月病症的发病和表现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会去看数据库里有类似经历和病症的病人，他们的治疗方案和治疗结果是什么样，然后我们才会决定我们要对现在的病人使用什么样的药，决定什么样的药是有用的，我们会从CancerLin里做大量的大数据研究，通过许许多多的研究确定它的治疗方案。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他病症的分子，是因为大家要知道，因为一般情况下得了肺癌，对免疫系统和对某些治疗药物，比如说对他们的淋巴系统有影响，所以在基因测序的时代，可以说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谢谢。
张学敏：治疗效果差异性巨大，刚才谢教授讲了美国3%的肿瘤患者参加了受试，97%的人没有参加受试，他们的肿瘤治疗有可能出现一些效果非常非常好，非常好的肿瘤病人愈后非常好，对遗传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到他对这个药物治疗非常好的分子机制，把它再推广。刚才我很同意谢博士讲的，每一个肿瘤病人都是一个研究对象，我们只有这样积累数据才能把肿瘤的治疗推到新的阶段。
季加孚：我对谢博士的观点有点不同的看法，说美国的临床研究、病人参与只有3%，并不是病人不愿意积极参加，是主要是吻合的比例比较低。现在大家对大数据的认识，是我个人觉得更应该从另外一个方面思考，临床决策过程中我们的《指南》共识是临床研究有证据学支撑的数据，他是在特殊条件下控制得出的结果。我们大数据所收集的是世界上真实治疗病人的情况，我们如果依靠大数据指导临床治疗一定会有偏差，比如说中国患者愿意输液，你得到大数据，你告诉病人就得输液治疗，那就不行。
如何甄别大数据提供我们的信息用于指引临床治疗，我个人认为只有通过临床研究，因为它是特别的研究才能指引我们的治疗，我觉得应该这么思考。
奥蒂斯W.布劳利：你讲得很对，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学习，中国也可以从美国学习，我们可以相互学习，3%接受临床测试，有一些是很大的一群人做许多的临床测试，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市场后了测试或是被试，我们是把一小群人做标准化的被试，尽管群体比较小，经过这种标准化的临床实验之后，我们还是能够得到一些实验的结果。如果前面那种用很多人，3%的人去做的话，尽管是在临床后的被试，我们就能从这两种角度出发相互比较数据。
主持人-谢恒：我来引导出另外一个题目，我观察到在中国做临床药物研发试验多医院为单位的，医院医院，我也观察到，在美国如果一个药物实验要上临床，病人全国各地入组试验，有国家级的平台。中国在创新领域方面有没有必要建立这样的平台?现在北京的肿瘤病人和身在贵州的病人可以享受同样的医疗治疗，在医疗的均衡性上是第一点。第二点药物实验的结果，你身处不同的环境，对治疗效果的影响，有没有必要建立这样的平台?我想听听各位专家在这方面有没有独特的见解?
季加孚：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谈到医疗的公平性，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有差异也是医疗不公平，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是发达国家。中国这么大的区域中，北、上、广、深圳是发达地区，我们广大的其他城市、农村是欠发达地区，他们所得到的医疗公平性，包括习大大领导的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国家马上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是大中城市、医院尽量把资源往下面放，医疗资源要给到基层。到这一天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更好的临床研究，医院像美国，美国在整个的治疗，医院是比较均衡的，我们现在存在这个差异，我们更应该医院做好，让广大病人能得到标准的治疗，不是豪华的治疗。
谭蔚泓：我来谈一个体会，这个平台是必须的，怎么做这个平台?过去两年我在全国医院做过一些调查。像上海交医院，医院都做很多的研究，这个平台完全可以医院开始建立一种联盟，从这个联盟出发建成像美国一样有效的CancerLin平台。
张学敏：临床实验是限制我们国家药物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谢博士提的这个建议是很好的建议，如果有这样的平台，我们所有在研的新药，哪些药物有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毒性、什么样的特色，可以很快的促进招募。以肿瘤为例，对肿瘤病人长期的生存和帮助，这样构建一个大数据，促进临床试验的药物更快的发展，我觉得非常重要。
奥蒂斯W.布劳利：我真的非常愿意看到20或是10医院用同样的标准来开发新药，或是有这样的平台，考虑到现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中国的人口又多，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可以和世界上很多国家，比如说北美、欧洲这样的平台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媲美这样的平台，我觉得不需要很多，只需要十医院建立起这样的平台，有组织的进行临床试验和研究，最终的结果将是让人惊讶的，而且很快就能跟西方的类似制度媲美。
主持人-谢恒：在美国我曾经管过一个直肠癌的临床学试验，美国政府花了万美元，把设计方案全部弄好了，所有网络都开始招募病人，招募不到病人，最后在我临离开时要关闭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已经设计好了，如果从美国搬中国来入组病人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讲这个事情是想引出另外一个机会，在座想做创新的给你另外一个机会，我在国外看电视《非诚勿扰》是帮年轻人找对象的，美国创建了一个平台，帮助医生去找到合适临床药物实验的病人，帮助医生找到合适的药物实验，深圳是一个IT非常发达的，有没有可能建立起中国的临床药物研发“非诚勿扰”的平台?中国CFDA已经放开了，很多临床药物实验都会进来，瓶颈会在病人，特别做大精准治疗，来个病人，适合治疗的大概只有3%的几率，我想听听在座各位对这样一个想法和平台有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奥蒂斯W.布劳利：我很喜欢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在中国这一点是非常具有优势的，我们可以在中国实现更快的药物开发，我认为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平台，在中国我们已经有所有的专家、所有的人才，都已经到位了，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人才、团队的建设，同时能够开始我们药物的直接临床实验。
季加孚：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背后的逻辑，你举的例子，这个实验业绩没有需求就有问题，必须得找到临床问题，我更同意您谈到的大数据库，大的数据库是帮我们找到临床需求和市场需求。比如说直肠癌，做临床研究是哪类问题，是局部复发的问题还是全程转移的问题，是手术不规范还是特殊的瘤肿的例子。比如说基因表达的问题可以使过去生存期不到8个月，能够达到三年到四年，就是把一个大的瘤肿分成容易治的罕见病一样，我觉得你说的病人找医生、医生找病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我是临床医生出身我知道，中国病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依从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亚洲的文化不太愿意参加实验。小的时候我记得牙掉下来都不能随便扔的，我得保存起来，包括在献血等，都有自己的文化，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愿意参加临床研究项目，医院有大量的病人来参与临床研究，我们觉得还需要我们大量的宣传，告诉他临床研究是标准的治疗，会给你带来什么，一定要你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应该是一步一步走的事情。
主持人-谢恒：下面我引出另外一个药物研发中的瓶颈环节，做药物研发，医院都要经过伦理委员会，医院就要经过三个不同的伦理委员会，他们的标准和 奥蒂斯W.布劳利：我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在美国大概在三十年前，我们也有，现在在中国的伦理委员会，医院要一个一个找的问题，我们找到了您刚才说的问题，因为伦理委员会一家一家谈确实是非常大的瓶颈。
季加孚：只要能保证患者的安全、患者的权益就可以。现在发现国内的很多伦理委员会变成学术委员会，更多的强调你这个研究设计怎么样。曾经在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把我们折磨得，我觉得也挺好，因为他们很严格的监察你所有的研究，给你提出很多的建议，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像你刚才建议的，能否像美国一样，有一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是这个网络的，一个委员会通过大家都能认可，现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大中心的伦理委员会都会加入到国际组织，让国际组织认可你整个的工作流程，这样来加速临床研究的推进。
主持人-谢恒：我下面想提另外一个题目，创新药物研发过程中，大家都 奥蒂斯W.布劳利：我在这里要提到，在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并不是那么具有频繁的创新能力，有些时候出现的是同类药，如果我有一个癌症药物，我们就会出现30个治疗周期的提升，比如说肠胃癌、胃癌等，有些人会有一些新的药物，这个药物会帮助顾客提升15个月的生存周期，而不是13个月的生存周期。药物的原则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说生存周期可以得到更长的加强。我觉得我们要做出更加大胆的创新，两到三个月的生存周期增强并不是什么大的进展，特别在美国，我们的癌症学会，我们可以看到FDA在过去十年抗癌药物，我们可以发现其中90%的药物都和市场上已经在临床上使用的药物非常相似的，老药仅仅提供生存周期的加强而已。现在我拿着麦克风，我觉得中国应该从美国的错误中进行学习，现在在美国有32种药企，他们都在使用免疫治疗的方法来研发新药，这些免疫治疗的新药有些不太好，有些药企公司必须要研发这样的免疫治疗新药支持他们的股价，所以有些免疫治疗新药在临床治疗阶段，想到受体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本了稀缺性，有些药物在市场上是已经存在的。有些时候在美国我们发现有一些实体，他们就开始探讨到底在临床的角度来说，这种药物的临床方向是要停止还是要进行下去?目前阶段药物没办法赶得上临床的需求，其他的药物要加上临床需求。
谭蔚泓：我们国家的中药还要继续挖掘，饶毅教授讲的，我们国家创新药物中药是紧密相关，医院、香港方面合作把中药的成分鉴别出来，做成药物的文库，对于某种疾病进行筛选，把中药的成分做成DNA的碱基，中药肯定是有用的，今天是一笔糊涂帐，我们怎么用现代科学把中药的有效成分和怎么样形成一些组合，这些事情有进一步了解的话，这里还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可能性。
张学敏：老药新用是很重要的问题，标准一定是克服现有人口和现有的药物比，要有优势。现在看肿瘤药物一是疗效;二是毒性和耐药的问题，老药里面去找它的成功概率，应该讲是异于创新药物研发的规律。现在药物研发很大的问题是大量的肿瘤病人希望从新药中找到生存的机会。大量的临床药物在进入临床试验的阶段，我们国家临床实验的标准把握得很不好，所以他们大量应该淘汰的、不能成功的药物进入到临床，滥用了资源。现在国家很严格控制临床实验，会使得进入临床实验失败的成本会大大提高，这样让真正有价值进入临床实验的药物，在促进新药研发方面，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会有很大帮助。
主持人-谢恒：讲得非常好，谢谢。我现在想针对谭教授刚才讲的中药研发，我在国外也评审过很多中药的药，最为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中药是很多成分的混合物，你很难把它分出来是中药成分中的A起作用还是B起作用，还是A+B+C的组合。中药长在北方和南方的某些成分又不一样，这就是一个挑战。谭院士是做化学的，针对这样的问题您会怎样解决?
谭蔚泓：中药五千年来肯定是有它的意义，就像谢博士讲的，由于现代医学是讲究对于某个靶标分子有一个药成为大家开发的热点。中药确实是不清楚，因为不清楚产生一种怀疑，以前不清楚是由于我们没有现代的技术，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化学里面很多的根据，今天已经完全可以把中药里的有效成分进行精准的测定，至于A起作用还是B起作用，我们就要用组学的观点，把不同的中药有效成分进行组合筛选，是和小分子筛选差不多，现在有一个组合，组合怎么做?对实验室来讲，我们用DNA的联机，我们把不同的分子连在DNA的链上进行尝试，现代科学一定能把中医的有用的东西挖掘出来。
季加孚：我们讲一个我们和中药合作成功的案例，我们曾经把一个中药氧正硝基(音)，中药经过临床研究大量的病人使用，我们合作英国的科学家拿他们抗感冒药吃这个药挺有效，顺便带去看能不能抗肿瘤。经过我和英国卡利夫的实验室，我们没有把所有的成分分别开，把ABCD全部拿出来，我记得是用二甲基提出来做具体的。我们的合作实验室是专门做肿瘤转移的实验室，因此有很成熟的一套流程，我们发现和国内过去其他人做得不太一样，不是让肿瘤细胞坏死或是程序死亡，有的细胞没有发生改变，唯一发生改变的是肿瘤细胞不能运动了，也就是说转移能力大大下降。因为这个研究我们发表了很多文章，申请了一些奖项。我们想用于腹腔和胸腔游离肿瘤细胞的治疗，现在正在做。
有的时候用科学的办法来证实一些过去没有证实的事情，让它能很客观的认为这个药物ABCDEF放在一起是不是更好，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
奥蒂斯W.布劳利：我刚刚听了您的介绍，我也希望我们能参与到这样的实验中去，比如说把传统的新药和现在的药联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我觉得您讲的例子非常好，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参与过新药的研发，我们也参与过一些特别的新药，我还接触过一些中药的药理分析，我并不反对，我们把老药拿来新用，我们只需要把古老的那些药方拿来用现代的技术进行研究，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阿司匹林其中的一些成分，很早的时候在一些国家就有应用，主要是从植物中提取的，现在这种做法很好。
主持人-谢恒：为什么创新的肿瘤药都在美国研发出来?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有一个基础设施，美国国家肿瘤研究院，他有一个60个不同的肿瘤细胞株，当你在做新药研发时，你发现新的、有可能的分子时，你能很快用到60个不同的肿瘤细胞株上，每个细胞用已知的药都有一个模型出来，治疗效果、毒性都有，能很快推测出潜在的药有没有作用。在中国60个标准的肿瘤细胞株还没有，这也是可以填补空白的机会。在座各位就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看的?这个建立起来是否会加速中国创新抗肿瘤药的研发?
奥蒂斯W.布劳利：希望可以建立细胞株加强中国肿瘤药物的研发，我们能在细胞株上进行实验，我们可以加快新药的研发进程，比如说有人得了肺癌，我们也需要很快的去在细胞株上进行实验，谢谢。
季加孚：这是一个办法，因为CancerLin对每个细胞的背景和整个的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现在有一个趋势，大家可能在做PDS动物模型，或是微肿瘤模型，我们的团队在做，这样更能真实的显示人体的肿瘤，因为它的证据性会更强，特别现在在免疫治疗时代，肿瘤周围的环境会影响肿瘤细胞之间的关系，我更好PDS动物模型，特别是南京动物模式中心高翔教授的团队做的模式动物，可能今后在这方面，我估计可能在这方面会有更好的突破，希望深圳也能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
主持人-谢恒：下面我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很多病人都会去寻找新的药，能够延长生存、改善生活质量，在美国很多病人遇到这样的难题，财政毒性作用，在中国虽然有些药是能延长生命的，有没有必要倾家荡产，延长病人没有生活质量的一个月或是两个月，这个地方牵涉到伦理、牵涉到经济，各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见解?
奥蒂斯W.布劳利：在美国治疗成本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医疗花费最贵的，美国一个人的医疗支出是美金，我们比一般的国家要高出一倍多。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现在也没有美国这么贵，我现在担任一个委员会的顾问，我们也一直在讲，比如说一个药每个月非常贵，有的病人经济实力比较好就能承担得起，比如说一个月1.1万美金的药物支出，也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担负得起。有的情况下药物公司可能提供捐赠或是资金的支持，这的确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在全球有越来越多的新药，尤其是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现在药研发越来越多，有些药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低，美国的患者也会因此受益。
张学敏：人求生下去是没错的，认为治疗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他会不顾一切。实际上我们对肿瘤的研究认识，并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要进行化疗或是靶向治疗，也不是唯一救助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季加孚：这个话题特别好，刚才两位专家谈的，花费大量的费用到底我们得到了什么?其实对于任何的治疗无论是得出生存期和治疗，这两个得不到就应该放弃。药物研发过程中我建议，除了临床和药物的评价指标以外，临床研究一定要增加患者和患者家属对于整个治疗的评价。比如说评价药物到底给病人带来什么?临床上我们经常看到CTMR来评价肿瘤缩小甚至没有，但是病人疲乏很不舒服、很衰弱，但是有些评价肿瘤病不一定缩小，但是很舒服。两条评价体系是否作为今后药物能不能给患者带来什么，上市以后能带来什么，是否应该加入这些指标，现在应该更加 奥蒂斯W.布劳利：想补充一句，我非常同意您刚才讲的这一点，医院，有一位女士做了肺癌很有趣的实验，他们是做化疗，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做传统的疗法，比如说咨询，另外去 主持人-谢恒：我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探讨了中美两国的差异，希望在座各位从差异中听到有机会，从机会中听到有创新，希望我们讨论的东西对各位是有所收获。如果各位还有问题下来以后可以问我们邀请的各位嘉宾，希望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讨论嘉宾，我们的讨论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以上为速记内容，未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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