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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先生

年9月，即将迎来自己70岁生日的那年，贺先生被确诊为肺腺癌晚期，有医生说最多活2年，也有医生说只有8个月到1年了。年9月13日，贺先生在太太和医生、护士们的陪伴下，在医院度过了自己的“抗癌三周年庆贺会”。三年，对于一个被判定为“最多活两年”的患者，具有里程碑式的纪念意义。我们采访了贺先生，与他聊聊他走过的三年抗癌路，希望对你也有帮助。

“肺癌晚期，估计活不过2年”

还记得年下半年，我因为医院就诊。等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医生轻声和我太太说话，仿佛怕我听到。但我从他们的眼神和表情中读出了“坏消息”的感觉。当医生想要回避我讨论病情时，我对未知的急迫和恐慌一下子就上头了，对着医生就是一顿质问。

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生病的人是我，我凭什么不能知道是什么病？

你们医生有什么权力擅作主张不告诉我？

在我的“逼迫”之下，医生无奈地告诉我被确诊为“晚期肺癌”，更具体地说是“低分化腺癌”。一听到是癌症，我慌了神了。医生和我说了好多话，但最后印刻在我脑中久久挥之不去的，只有简单一句，“总的来说，病情不太乐观，估计活不过2年”。

晴天霹雳。

暴躁、愤怒、冲动——医院回家后，我的情绪出现了很大问题。任何小事都会让我怒火中烧，对着太太和儿子也会骂骂咧咧。得知自己“还有2年寿命“之后，我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对未来不报希望了，越想越觉得世界不公平，陷入自我哀怨的负面情绪中：为什么是我？我才刚退休没几年啊，为什么别人可以继续享受生活，而我却被医生判了”死刑“？！

我是一个相信缘分的人

在我怨天尤人的时候，儿子托了身边好多朋友帮忙咨询上海有名的肿瘤专家，想带我去治病。相识我后来的主诊医生蒋医生，正是缘起于此。我儿子的医院的医生，他推荐了我去找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蒋京伟医生。于是，我们联系上了蒋医生。

当医院跳医院，于是，年10月左右，我们跟着蒋医院的肿瘤中心开始治疗。

就这样，医院的第一位病人。

我是一个相信缘分的人。我对于蒋医生来说是新工作的起点；而对我来说，在蒋医生这里的治疗，将是我“抗癌重生”的开始！这样的心理暗示，或许正是让我建立治疗信心的第一步。

和蒋医生的合照

蒋医生年轻有为，治病这几年得到了他很多的照顾。刚认识那会儿，面对我有时难以自控的“刁难”，蒋医生也还保持他的耐心，每次见到我都让我不要怕，不要去想什么一年两年的事情，从心理上给我看病。

制定治疗方案前，医生让我去做了分子检测，结果是“驱动基因阴性“，在年那会儿还没有合适的口服靶向药，后来，蒋医生给我制定了治疗方案——AP方案+Bev靶向，听他解释说是化疗再加上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

（Tips：贝伐单抗属于抗肿瘤血管生成的靶向药物，主要的靶点是针对VEGF，能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血管再正常化，有利于化疗药物的协同作用，从而达到控制肿瘤生长的目的。目前广泛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肺腺癌，以及结直肠癌等等恶性肿瘤中，属于临床上很常用的单抗药物之一。）

带状疱疹、鼻血、胃胀……

第一时间找医生！

说实话，治疗的那段日子真不容易。

治疗初期，我的化疗副反应大。有时候晚上突然不舒服了，在家里床上躺着就给蒋医生打电话寻求帮助。有几天我每天擦鼻子都擦出血丝，像我们这样的病人很敏感，深怕出鼻血是病情发展的表现，于是在电话里问个不停。怎么会突然有鼻血？是不是癌症发展了？和治疗有关吗？会不会整个化疗期间一直有鼻血？要不要停止化疗？要用点什么药止血吗？等等等等。我和我老婆都很慌，但我们又不懂，所以每回问医生都问得特别细，有时